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贬谪湖南的名人地图 唐宋时期最多

时间:2019-01-30 11:30来源:网络整理 转载:www.lseacenter.com
贬谪湖南的名人地图 唐宋时期最多

  □撰文/刘见华
  
  清代王先谦《湖南全省掌故备考》有历代湖南“流寓”人的名录,湖湘地理根据这个名录和现代研究者成果,制作了这张不完全的湖南贬谪地图。
  
  时间:以唐宋为多;官员离开京城的贬谪和流放,“是唐代政治生活的一大节目”
  
  这是公元前278年农历的五月初五,“被发行吟”于汨罗江边的三闾大夫屈原,“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,在渔父问他“何故而至此”时,他说出了那句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”,又吟诵了他生命里最后一篇赋《怀沙赋》,投汨罗江而死。
  
  那个渔父还劝诫屈原“举世混浊,何不随其流”,后世也有论者认为,这可能只是作者司马迁南游楚地时以当地父老传说而记,并非真的有这么一个渔父。
  
  不管怎样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还是为我们留下了这位中国第一位流放者生命中最后的时光,屈原死时甚至是“怀石”投江的。
  
  学者们把贬谪的滥觞上推到尧舜时代,传说中的舜流放共工、鲧(禹的父亲)被认为是最初的源头。然而,这只是传说,古书中记载的他们被流放的“三苗”之地是整个南中国,没人说得清具体是哪里。
  
  真正开始的贬谪,始于屈原,这是中国也是湖南信史(可信任的历史)第一个被贬谪的官员。武汉大学的尚永亮教授本是研究文学,在他看来,无论贬谪还是贬谪文学,屈原都是第一人。
  
  屈原历经两次流放,第一次在楚国北部汉水流域,“有鸟自南兮,来集汉北”(《离**·抽思》),他常在诗中以鸟自比,有时还会“狂顾南行”,但他不能回都城,只能是“聊以娱心”。
  
  第二次,他“遵江夏以流亡”,“上洞庭而下江”(《离骚·哀郢》),从郢都(今湖北江陵)东下,最远甚至到了“陵阳”,那被认为是今安徽省境内。
  
  因为楚国都城郢都被秦军攻破,他又在今天湖南境内溆浦等地漂泊、流亡,投江之地,是在由汨罗向长沙行进的途中。
  
  长沙被称为“屈贾之乡”,就和两位流贬的人有关:屈原、贾谊。西汉的贾谊是一个少年得志的人,因为被人诬告,以滥用职权的罪名而贬长沙,当长沙王的太傅。当时中原人的眼中长沙还是一个多雨潮湿的荒僻之地。
  
  此后历代的贬谪之人,尚永亮将其通俗地分为两大类:一是坏人,二是好人。前者如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(成语“请君入瓮”中被“入瓮”的即是他),北宋奸臣、宰相蔡京等;后者,也是大多数,是本无罪“甚至该提升”的“负向贬谪”。
  
  为什么古代中国多有贬谪 ,尚永亮归因于它“以权代法”的政治环境,当掌权的不是正直的人甚至小人时,欺上瞒下、挟私报怨、打击政敌就不可避免地发生。而那些文人官员们又都抱着一种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思想,总不甘以文人自居,总想在政治中“叱咤风云”。无论贬官还是流放,多是因过失或犯罪而来,但常见的是,许多所谓的过失或罪名,都是其政治对手强加的,“许多文人遭贬的原因大多是借口而已”。
  
  于是,悲剧就发生了。这些文官们在仓皇逼迫、小吏驱使下,踏上了岭南、粤北、湘南的万里贬途。
  
  对历代被贬的人进行统计,发现它们集中在唐宋时期,“所遣外任,多是贬累之人”,一个唐朝官员的描述让我们知道,那些从京城到外地、尤其是偏远地区当官的人,多是被贬的。
  
  唐代到底有多少官员被贬,就全国而言,“有姓名、年代可考的贬官2456人次”,尚永亮给出他的研究数据。《唐会要》称当时的官员“晨趋丹陛,夕贬蛮荒”,早晨还在朝堂,傍晚就传来命令,贬到蛮荒地带了。官员离开京城的贬谪和流放,“是唐代政治生活的一大节目”。
  
  空间:永州最多。唐宋时期南方山林地带气候湿热,有各种蚊虫、毒蛇、猛兽
  
  从汉代直到唐宋,流放地多是南方,那里被人称为“瘴疠”之地,有瘴气,容易生病。明清则主要流放到东北、西北的塞外边疆。
  
  在贾谊的时代,整个湖南都还是蛮荒之地,长沙国作为诸侯国的首府,也不例外。到唐代,长沙、岳阳等地已经发展得不错,那些很苦的地方,越来越集中在广东西部、北部和湖南南部。
  
  湖南南部,又以永州为最。根据学者的讲述,还有古籍中的记载,我们不完全统计了湖南历代贬官的人数及地区分布,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,永州有80人还多,占了湖南总贬官数的一半以上。
  
  清代王先谦《湖南全省掌故备考》有历代湖南“流寓”人的名录,第一个流寓到永州(当时称零陵郡)的是东汉的蔡邕,因其书法家的爱好,他“名山胜迹到处品题”,在永州宁远县题写“九嶷山”。那些不同时代遭贬谪的人,一次次到达这个分别被称为“零陵郡”、“永州”、“道州”、“永州府”的地方,也是因为唐宋时贬谪的最多,那时的名称“永州”出现了40次以上。
  
  历史地理学者张步天描述唐宋时永州、郴州等地的环境,“比现在更难生存”。气象学家竺可桢曾在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考证,当时的气候比现在要热一些,北方黄河流域类似现在的江南,温暖湿润,关中地区(今陕西)产的橘子和江南一样好,但今天,橘子的北界只能到淮河流域;而当时南方山林地带气候湿热,有各种蚊虫、毒蛇、猛兽,这样的环境,是人们畏惧的地方。
  
  “而这正是贬官的最佳选择”,把他们贬谪到这蛮荒之地,一是惩罚,二来也有开化边远地区的用意。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处的永州、郴州一带,就成了首选。
  
  路线:先至长江,湘水及其支流或许是首选
  
  贾谊由京都长安赴长沙,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,面对江水写了一首《吊屈原赋》,去往贬途的心境是悲凉的,他将屈原,也是自己,比作“横江湖之鱣鲸”,却最终“制于蝼蚁”,命运为小人所掌控。
  
  流落湖南的贬官多是唐宋时人,被贬的多是京官,或者要到京城听命后出发,他们从京城长安(西安)、东京(开封)、临安(杭州)是如何到达湖南的,张步天从当时的官道交通推测,唐代从长安去湖南最便捷的路线,是经陕南、沿汉水至今天的武汉,再过洞庭由湘江各支流转湖南各地。
  
  柳宗元本是被贬为邵州(邵阳)刺史,在行至洞庭湖时接到了再次贬为永州司马(比刺史更低)的命令,于是经湘江赶往永州,前后历时三个多月。唐代贬至永州的还有王翰,“也应该与柳宗元类似”。刘禹锡则是出长安后,绕道洛阳探望了他的老母亲,再南下经湖北江陵去的常德。
  
  杜甫不能称为流放,是流亡。他从夔州(今重庆奉节县)经湖北公安,当年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到达岳阳,第二年春天,溯湘江而上经乔口、铜官、新康进入长沙。《湖湘地理》2007年6月24日曾以《1236载,杜甫不曾离长沙》为题,追寻杜甫在湖南的足迹。
  
  到了北宋,长江以南水道未变,但因京城在开封,陆路多沿今天的河南境内至湖北,再转湘江入湖南。苏辙贬永州、秦观贬郴州、寇准贬衡阳,湘水及其支流耒水等或许是首选。
  
  秦观快到郴州时,寄居在苏仙岭下的一个旅舍。那是一个春天的傍晚,他从客舍向外望去,看到的只是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”(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),漫天的雾气遮掩住周围的楼阁,暗淡的月光,使河边的渡口也变得模糊难认。那渡口,在郴江之上。
  
  遗迹:一只鵩鸟(猫头鹰)飞进贾谊的屋子(贾谊故居),使他伤感不已
  
  他们被贬谪的时间,有的数年,像王昌龄;有的数十年,如刘禹锡;还有不论时间长短,却最终客死他乡的,像屈原、柳宗元、秦观。
  
  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,有一只鵩鸟(猫头鹰)飞进了他的屋子——今天的贾谊故居。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不吉利的,谪居长沙的贾谊,本来心情忧郁,加上长沙卑湿,自以为寿命不长,如今猫头鹰进宅,更使他伤感不已。于是就写了一篇《鵩鸟赋》,是哀叹,也是自我鼓励。
  
  贬谪地域的偏僻艰险和贬谪生活的困苦长久,使他们遭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。刘禹锡贬朗州(常德),他对该地的描述是“巴山楚水凄凉地”。因气候的湿热,被贬到永州的生活苦不堪言,柳宗元本想“闷即出游”,却因此而更“多恐”,他发现那里稍微野外的地方有“大蜂”,靠近水边则有“沙虱”,那是一种细小而极毒的虱子,被咬后若不及时医治,两三日即死。
  
  被贬的人,受着主流社会在人格和道德上的否定与打压,柳宗元在永州时,“入郡腰恒折,逢人手尽叉”,那是一副见到人就弯腰、低头、行礼的自卑相。
  
  有山水可供游玩的地方,他们就寄情于山水,在这里驱逐哀怨与愤怒,忘却孤独与落寞。刘禹锡在常德,足迹几乎遍及所属各地,特别是和桃花源结下了山水之缘。他的《桃源行》等诗与桃花源书碑刻,对桃源的贡献很大,被人称为桃花源的一大功臣。“渔舟何招招,浮在武陵水”,他该是由水路去的桃源,“误入桃源行数里。”
  
  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县尉,在今天洪江市黔城镇,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即是他写就于洪江的芙蓉楼,这也是他自己建的宴宾送客之地,他在这里“平明送客”,又让人带给“洛阳亲友”一个问候。
  
  名词
  
  贬谪是惩罚,但并不完全是惩罚,它的另一层含义是“以观后效”

  
  《说文》:“贬,损也;谪,罚也”,贬谪是对人的惩罚,人格的贬损。贬谪与流放是两个概念,只是,按照学者的见解,贬谪之地多为荒远的边疆,形同流放,这是它们最大的共同之处,古人也往往将它们合称为“流贬”。
  
  因此,学者们也将其整体看待,将流放的屈原和贬官的刘禹锡、柳宗元视为一脉相承。何况,连刘、柳自己也这么认为,有其诗文为证。
  
  他们的区别在于,“流为减死,贬乃降资”。古代有五刑:笞、杖、徒(有期徒刑)、流(流放)、死,流放是仅次于死刑的严重惩罚;贬官则是不够五刑的罪名,“连最轻的笞刑都算不上”,是程度很低的惩罚。贬谪是惩罚,但并不完全是惩罚,它的另一层含义是“以观后效”。
  
  链接
  
  他们途经湖南

  
  因为贬官之地多在岭南,也即今广东、广西,被贬之人也多途经湖南,他们路过,到此一游,以诗文为记。
  
  李白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,因为牵涉永王谋反事件,被贬至夜郎(今贵州境内),他从永王所在的江南出发“泛洞庭、上三峡、至巫山”,途中遇赦归还,经过岳阳,不久即病逝。
  
  韩愈被贬岭南,多次往返湖南,在郴州停留。《湖湘地理》之前报道的《水边丹霞》中提到的永兴县侍郎坦石刻,即是因为韩愈在此逗留而名。韩愈本不信佛,湖南新闻网,他最后一次被贬广东阳山县令就是因为上书反对佛教。游南岳时,他却在庙令的怂恿下占卜,因为卦吉而高兴。“正逢秋雨节”,迭遭不幸的他,对现实已经感到灰心,“窜逐蛮荒幸不死”,借机自我解嘲。当晚他就宿在庙中的门楼上,那是一片“星月掩映云曈昽”的景色。
  
  黄庭坚是在广西宜州被“徙永州”命令下来时“闻命卒”的,他未到永州。之前他曾被贬宜州时路过长沙和永州祁阳县。已年过花甲的老人,在长沙与好友们玩乐饮宴,到了宜州举目无亲,只感到了衰老和孤独,于是回想“去作湖南万里春”,几个月后他病死宜州。
  
  参考资料(清)王先谦《湖南全省掌故备考》;竺可桢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;尚永亮《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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